作者： 王韋婷 | 中央廣播電台 – 2013年10月25日 下午4:37
馬英九總統24日接受美國「華盛頓郵報」(The Washington Post)專訪，針對兩岸關係、台美關係、美國對台軍售及執政政績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。
專訪內容如下：
問：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本月稍早曾提及，兩岸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，不能一代傳一代，您的看法如何？
總統：在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」(APEC)中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確實說過，兩岸的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，他的意思可能是希望能夠儘快討論這些政治分歧問題。實際上，從我上任後改善兩岸關係以來，雙方觸及的議題中，有的是政治問題，有的是經濟問題，有的是其它問題。以政治問題而言，可以分成高階與低階，高階的問題好比有關「一個中國」的問題，這點我們在1992年時就已經達成共識，即「一個中國、各自表述」，我們稱為「一中各表」。至於低階問題，在過去5年中，兩岸簽了19項協議，其中有一些也是政治敏感性很高的協議，譬如說2009年所簽訂的「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，該協議涉及雙方的公權力及管轄權，當然具有相當高的政治敏感性，而且到現在為止4年來，運作得非常好。也就是說，協議性質有政治敏感性，但是協議本身是中性的，雙方根據這項協議共逮捕了5千多名罪犯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我們正在與大陸洽談的兩岸兩會互設機構的協議也一樣，兩岸互設機構的議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，但是機構本身倒是中性的。因此我們並沒有刻意不去碰政治問題，我們的原則是「先急後緩、先易後難、先經後政」，我們並不是只談經濟問題，不碰政治問題，當時機成熟了，有迫切性了，我們也可以提前討論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我們覺得應該先解決像兩岸互設機構這樣的問題，因為這可以為我們在大陸旅行、經商及讀書的民眾，提供更多的服務與協助，我們並沒有迴避這些問題。
問：兩岸有可能在您的世代(your generation）進行政治對話嗎？
總統：關於大陸方面希望與我們討論和平協議的問題，台灣民眾會有一點擔心，擔心會不會變成討論統一的問題，所以2年前我們提出來的時候就說，最好是經過一次公民投票，確定大家支持這樣做，才比較容易展開相關討論。當然，大陸過去也提過希望與我方討論軍事互信機制(mutual military confidence-building measures)的議題，這同樣具有敏感性，目前在台灣內部還沒有取得共識，但是由於兩岸關係不斷地發展，也許到了某些時候，這項議題不再那麼敏感且民眾有共識時，並不是絕對不能討論。
同時，我也要說明，我們的兩岸政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，維持兩岸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現狀，並且在「九二共識、一中各表」的基礎上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。事實上，從過去20多年來，(陸委會)針對該議題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，將近80%、有時候甚至超過80%的民眾都支持維持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現狀，我們認為這其實很接近台灣的主流民意。
問：您提到政治談判需要有足夠的民意支持，您認為兩岸領導人是否有機會會面？在哪些場合？又須具備哪些條件？
總統：這個問題最近常常被討論，我們的基本態度是，如果兩岸領導人要會面，一定是在我方國家有需要、人民能支持，同時是在一種對等尊嚴的狀態下才有可能。
問：若兩岸領導人會面，您想傳達的訊息是？
總統：事實上，現在兩岸之間有許多固定的管道可以溝通這些想法，包括陸委會、海基會以及各部會都有這個機會，這與過去很不一樣。我們透過上述這些管道，可以讓中國大陸方面瞭解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很具體的計畫在推動，包括在經濟方面要通過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」及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」。另方面就是儘快完成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協商，然後我們會通盤檢討「兩岸關係條例」，把有關兩岸關係的法規做更大幅度的放寬，以配合最新情勢的發展。這些工作其實都是兩岸關係的基礎工程，其重要性也非常高，有了這個之後再往前走會比較順利。
上述的聯絡管道是官方的，民間的管道更多，經常有各式各樣的討論與論壇就這些議題交換意見，所以兩岸之間，在意見交流方面應該是相當充分的。
問：貴國政府會想傳達哪些重要的訊息？
總統：經常有這樣的機會。例如在今年4月底，我們舉行「辜汪會談20周年」紀念會，汪道涵先生的兒子也來到台灣。在會上我很清楚地說明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，我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都不會推動「兩個中國」、「一中一台」或「台灣獨立」，這也是憲法所不容許的。同樣地，在今年7月，我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任成功，習近平先生以總書記的身分發函道賀，我也以黨主席的身分回函感謝。我一再強調，我們在過去5年中，實踐了「九二共識」的內涵。像這些場合，我都會重申我們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，一方面表示我們不變的態度，另方面也讓對方充分瞭解我們推動這些工作的基本原則，這些都經常在進行。像這個周末，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要到中國大陸參加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」，出發前他與我交換意見，我也告訴他剛剛提到的許多想法。
問：與對岸關係強化後，是否會傷害台灣主權？
總統：您剛描述說，我們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會影響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，這是很大的誤會，因為實際的情況剛好相反。在我上任前，台灣在國際社會受到相當的限制，走不出去，等到我上任後，推動改善兩岸關係，一個協議接著一個協議簽訂，我們的國際空間也因此逐漸變大。
例如在我上任的第二年，台灣就可以出席「世界衛生組織」(WHO)所舉辦的「世界衛生大會」(WHA)，我們的名稱是「中華台北」，身分是大會的觀察員，剛去的那一年距我們退出聯合國已經38年，現在台灣已連續參加5年，都沒有受到影響，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愈來愈密切，透過這個組織，我們與其他國家衛生部門的聯繫也愈來愈緊密。
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第二年，我們也正式加入「政府採購協定」(GPA)，這是在「世界貿易組織」(WTO)之下的協定，讓我們有機會參加41個會員國政府的採購，這也是過去做不到的。
同樣地，今年9月我們參加了「國際民航組織」(ICAO)的年會，是台灣離開這個組織42年之後第一次參加，這與兩岸關係的改善也有相當關連。
我剛說的是與多邊關係有關，如果以雙邊關係而言，我們與中國大陸在2010年6月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(ECFA)後，8月份新加坡就表示願意與我國討論簽訂經濟合作協議，現在這個協議已接近完成的階段。2011年，紐西蘭也表達願意與我國簽訂經濟協議，此協議已完成談判，並於今年7月簽訂，預計很快地就會在立法院通過。因為我們與中國大陸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後，有相當多的國家都表示願意與我們在這個領域簽署協議，包括歐洲議會也多次通過決議，支持與我國簽署，目前我們也與一些國家進行洽商。由此可見，我們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，不但沒有限縮台灣的國際空間，反而擴大，所以你剛剛提及有些人認為我們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後，會限制我們的獨立性與自主性，剛好相反。
事實上，我國和日本的關係，亦是如此。在我和中國大陸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之後的一年，日本即與我國簽訂投資協議。日本在台灣投資已有60年，為什麼從沒有想過要和台灣簽訂投資協議呢？為什麼突然願意簽訂呢？顯然是因為日本和大陸尚未簽署自由貿易協定(FTA)，所以日本透過與我國簽署投資協議，而到台灣投資後就可以把產品賣到大陸，這對日本而言是非常有利的。像這些例子都顯示出，我一方面與大陸改善關係，同時也改善了我們的國際關係，這兩者過去是衝突的，是惡性循環(vicious cycle)的，但現在已經變成良性循環(virtuous cycle)。我想這點是非常清楚可見的。
另方面，在我5年前上任時，給予我國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只有54個，但現在已經增加到134個；這5年下來增加了80個。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們改善兩岸關係，促進東亞的和平，使得許多國家感覺到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是一個「資產」、而非「負債」，因此各國都歡迎我們素質很高的國民到他們國家去參訪。這些事情都是連在一起的，不是相互獨立的。所以你剛剛提及的觀點，完全不是事實。
問：您推動改善兩岸關係，即便已有許多國際參與及簽署協定等成果，但仍被部分人士批評為「賣臺」，您對此看法為何？
總統：從您剛剛的問題就看得出來，他們說我「賣台」，說我們失去了什麼東西，但他們一直說不出來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！
民進黨經常批評我「賣台」，但是他們的地方首長都常往大陸跑，去推銷水果、行銷城市，很清楚地，當他們執政時，他們知道兩岸關係是很重要的，但當他們是在野黨時，就開始批評我們。實際上，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，即2000年至2008年，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及和大陸的貿易量是增加最快的階段，例如民進黨執政時期，我們對大陸和香港的出口總額比例從24%增加到40%，而我們上任後，即2008年至2012年，此40%的比例不但沒有增加，還稍微減少了一點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的(貿易)量是增加了，可是比例卻沒有增加，那台灣對外貿易量增加在哪裡呢？那是因為我們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量增加了，尤其是和東南亞國家，這也是我們希望分散出口市場、平衡貿易量很重要的做法。其實，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量依賴儘管不低，但並沒有增加，相反地，我們反而分散了出口市場，這難道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嗎？
剛提到，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，他們也非常希望和大陸展開直航，在民進黨執政那八年，他們說要推動兩岸直航，但一直沒有做成，我們上任之後，一個多月就做成了。我在2008年5月20日上任，在7月4日就達到了，後來那些縣市都來爭取開放與大陸的直航，因為直航之後，可以帶來觀光客、增進雙方貿易。可見我們這5年來做得非常正確，只是他們「想要而不敢說」，或者說，他們黨中央不敢說，但地方首長都敢說。
問：有人認為，由於中國大陸政經權力不斷崛起，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已大幅下降？您贊成這種說法嗎？台灣有哪些因應之道？
總統：實際上，您剛提及美國有少數幾位學者曾經主張美國要放棄台灣，或者要減少對台灣的援助，但這從來就不是美國學界的主流，更不是美國政府的態度。其實美國政府在經濟與安全方面，與中華民國的合作只有越來越多，而非越來越少，為什麼呢？很清楚地，因為美國要重返亞洲，他要在亞洲再平衡，而中華民國在亞洲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。
我國與美方的合作，大家看到的是在安全與經濟方面，而在其它方面也有反恐、防止核子擴散、防止具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擴散，以及防制人口販運等。台灣與美方的合作都非常密切，而且台灣表現都很優越，因此得到美方高度肯定，雙方的關係是一個多面向的合作關係，而且運作地相當好。我國與美國的關係可以說要比1979年斷交前還要密切。
問：軍售是否可以做為評估台美關係的標準？
總統：當然可以，因為在過去5年中，美國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3批軍售台灣的項目，總金額達到183億美元，這是近20年來最高的數字。您剛剛問為什麼有這個需要，因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，我們要維持有效的國防，有一些武器是台灣沒有辦法製造的，同時這些武器是防禦性的，所以台灣必須要向美國採購，而美國為了他的亞洲政策，很希望在這些領域與台灣合作，因此雙方關係是一個互利的關係。現在這些都是軍售，而不是軍援，都是採買的而不是贈送的，這對雙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。美國前國務卿柯琳頓在2年前說過「台灣是美國重要的安全與經濟夥伴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問：美國需要更多軍售台灣嗎？
總統：最近這3批軍購的提出時間，最早是10年前，陸續將到位，例如P-3C偵查反潛機已送來第一架，年底將有3架來臺，這些都是我們反潛作戰非常重要的武器，同時也能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在區域反恐方面連結起來。有些武器我們希望採購，但目前還沒辦法採購到，例如潛艦就是其中之一，我們所需要的防禦性武器，有部分可以自己製造，有部分則需向美方採購，對我們而言，維持一個具有嚇阻力的國防力量極為重要。
問：您如何看待支持率低迷的問題？
總統：我想這與我們最近幾年推動的改革有很大的關係，例如油價與電價的合理化，因為過去國內油價與電價都沒有真正反映其進口成本，長期累積下來已無法持續下去，我們必須做出一些痛苦決定，而經過這一年多的努力，油價與電價目前已開始比較穩定地走向合理化之路；當然還是有其它政策引起爭議，例如年金改革及美國牛肉等議題，但有時候我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不能等候，這雖會影響民眾對我們的滿意度，但我個人認為，這些改革也許在某一時段不受人民歡迎，但長期來看對台灣是有利的。
台灣是個98%能源仰賴進口的國家，我們不能用政府的預算去補貼那些用電、用油較多的人，這完全不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也扭曲了能源使用的效率。我們知道這些決策不受歡迎，但有時候為了台灣長遠的未來，我們必須承受民眾的不滿。
我們現在的作法比過去更細膩，以減少對民眾生活的衝擊，就像這次電價調漲，就比去年要緩和很多，當然我們也學到一些教訓，我想這樣一步步走下去，情況應該可以獲得改善。
去年4月份電價調漲前，台灣的電價比1982年還要低，不可能這樣繼續下去。
問：有關最近您與立法院長王金平的爭議，以及黨內的分歧，在未來3年內如何繼續領導國民黨？
總統：這件事主要是因有關說司法個案的爭議，我們很早就表達政務要照常推動，但相關訴訟仍會進行，我們黨內的爭議從這次民進黨發動的倒閣案來看，還是相當團結的。
問：您能說說身為台灣人對你的意義？台灣獨立與台灣認同有關聯嗎？
總統：您說的這些問題在過去20、30年前來說比較嚴重，但近年來其嚴重性已大幅降低，因為大家在台灣都認同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及中華民國憲法。
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，台灣是我們的家園，有這種看法的人越來越多。早年大家對國旗都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熱愛，但現在每次的國際棒球賽都可見到我們的國旗飛舞，大家都為中華隊加油，沒有任何爭議。由此可知，我們國民的認同感一直在提升，儘管仍有部分人士有不同看法，但這些看法不再是社會主流。不過我們是民主國家，有不同看法還是要尊重。
問：您認為自己為台灣留下的政績為何？
總統：大部分人談到這個問題時，都會強調我在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的表現，一個和平的兩岸及友善的國際是我努力的目標，我做得也比過去有更多的成果。但事實上，政府在國內改革方面，也推動許多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政策，例如油電價格的合理化，這跟每一位國民都有關係。
在社會福利方面，我們修改了「社會救助法」，將需要受照顧的低收入戶民眾由原先的26萬人增至65萬人，同時也推動國民年金及勞保年金制度。此外，年輕夫婦可提出申請「育嬰假」，在幼兒滿兩歲前，夫妻一年可分別請假6個月，並在請假期間領取薪水的60%，讓他們有錢與時間養育新生兒，這項福利過去沒有，現在則非常受歡迎。
在節能減碳方面，則扭轉了過去台灣排碳量不斷增加的趨勢，現在的排碳量已回到2005年的水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能源使用效率也大幅提升。我們訂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，希望在2020年將排碳量恢復到2005年的水準，2025年則恢復到2000年的水準，這是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主張，也需要非常努力才能達成，但我們仍朝這個方向邁進。
剛談了很多兩岸及國際關係的議題，這部分確實與過去相比有很大的進展，我們與美國、日本及中國大陸的關係分別為30年、40年及60年來最好的時刻，我們能夠為台灣人民創造一個和平的兩岸關係及友善的國際空間，使大家在往前奮鬥的時候不會面臨困難，或者將它的影響降至最低。這非常重要，也是我在5年前上任時即有的清楚目標，並在5年中逐步達成。
針對國內改革，我們非常注意公平正義，因此對於反貪促廉非常地用心，即使黨內同志違法，我們都會嚴格處理，希望建立一個廉能政府，這部分我們也有一些具體的成果。
在過去幾年當中，也推動二代健保制度，「全民健保」是台灣引以為傲的社會保險，剛開始推動時，一樣有人不滿意，但等到「全民健保」上路後，目前已非常穩健地向前推行，在民國105年之前，都不會發生財務問題。
此外，我們的犯罪率不斷下降，破案率則不斷上升，目前是過去17年來治安最好的時候。此外，2006年台灣酒後駕車死亡人數共有727人，今年則很有可能降至260人以下，這是我們非常努力的成果，不但中央政府努力，地方政府也在我們的要求下努力。也許對很多人而言，死亡人數只是一組數字，但一個人就代表一個破裂的家庭，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。
在經濟發展方面，自2008年至2012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約3%，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第二，僅次於新加坡，而世界經濟成長率則為1.9%；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.06%，也為四小龍的第二名。此外，根據「瑞士洛桑管理學院」(IMD)所公布的「全球競爭力報告」，過去4年來台灣在58個評鑑國家中平均排名前10名內，亞洲地區排名則平均為第三名，過去我們未有這樣的表現，而目前在各方面都有一些進展，當然不見得每位國民都瞭解，不過我們做該做的事，並堅持到最後一分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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