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時報 – 2013年7月7日 上午6:18
記者鄒景雯／特稿
吳敦義無法兌現「原屋原地保留」支票，為杜天下悠悠之口，昨天舉了兩個例子自衛。這巧舌如簧，左引的是《說苑》建本，所謂曾子芸瓜，有關孔子訓斥曾子「殺身以陷父不義」的故事；右援的是《孟子》離婁：「嫂溺援之以手，權也。」之典故，要大家要懂得「應變」，別對有些事情的前後不一致太大驚小怪。
問題是，大埔四家農戶的善後問題，與吳敦義的爸爸要打吳敦義，吳敦義為了盡孝所以要逃何干？何況，吳敦義又有如救他嫂嫂般伸手援助這些爭取居住正義的抗爭戶嗎？更何況，孟子還說了下一句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」，用手只能救一人，必須施仁政，才能救千萬天下人，堂堂的「備位」，吳敦義又做了多少？出面召開協調會虛晃一招，交代得過去嗎？
大埔案，在當地出現了配合派與反拆派的對抗，開發繁榮與生活秩序之間求變與不變的選擇，本是公共政策經常面對的爭辯，這時，政府的角色格外關鍵，文明的手段、透明的流程，是基本底線。
但是透過這個案子，從劉政鴻，江宜樺，吳敦義到馬英九，國人看到的是輕忽價值的野蠻、冷漠，以及在地蔓延四散的蜚短流長。
這潭久不清明的混水，既讓政府失去了仲裁的中立客觀，也重創了人民對主政者的最低尊重與信任。
地方縣治的作為，現在已經將整個政府玩成「物以類聚」，應了老子「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」的智慧，一個輕易承諾的人，果然多半不守信用；而把事情看得太容易，總會困難多艱。大埔案非但唬弄不過去，更加難以善了，也新生成了中央另一樁重大的治理危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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